【盘庚此次的迁徙,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出的解释，是从黄河北迁到了河南：“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
在荒野之中漫步的青年人抬起了头，望向了那悬在他面前的光幕。尚未被父死、宫刑等悲痛摧折的年轻人,还带着青春气息的面庞上好奇之色溢于言表。
也不对，这个时代的他理当不会再面对同样的挫折：他是被后世人屡屡提起，又爱又恨,骂过贬过但最终还是放不下不忍心，满怀着敬意喊过太史公的存在。是被今上，那位足够雄才大略，野心勃勃，意欲成就一番伟业的君王注视着的人才。
他依旧在乡间里奔走游历,寻访着各种史料传说，细心分辨择取着他需要的信史部分。但这次,他的身上多了一份目光,多了一份职责。
司马·掌握着刘彻及其爱臣部分风评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被好好安抚·但自己压根没想到这一点·被孝武皇帝忽悠得激情澎湃准备写一本比原本自己更好的《史记》·新晋武帝粉头·迁：后世人这个口气,我难道又写错了？
年轻的太史公挠了挠自己奔走途中没办法收拾地多整洁的头发，却没有多少被打击到的不满和抑郁。正相反，这个正值弱冠之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抱着头略有羞赧地笑了起来：
“那么真相该是什么样的呢？”
他认真地等待着后世人的答案。
【而事实上,现有的考古证据证明,实际上盘庚是从郑州小双桥搬到了安阳殷墟,也就是从南向北的迁徙。
盘庚为了这场迁都，在洹河北岸规划了一座大型城池，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早商时期的郑州和偃师商城。
——这里插一句，商朝整体的发展是很奇特甚至反常识的。
他们的起源本就显得突兀，目前我们只能揣测，商族大概是一个从南方的海滨之地，一路向北迁徙流动着的，以畜牧水牛、商业贸易和休耕轮耕为生的“游耕”民族。
他们因为和夏王朝—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贸易往来，发现了夏王朝二元体制下，王族和铸铜族群之间的矛盾，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和一些东方部族以及夏朝的铸铜族群形成了同盟势力，一举消灭了夏朝的王室。】
后世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静，而大部分天幕的观众，也逐渐适应了它这种直白的说话作风——没有什么过多的道德叙事，甚至没提一句夏桀本人的暴行。
它甚至说的是商人主动去打夏，而不是夏把商逼反了……只能说天幕看多了，这些小事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了。
更多人关注的是所谓体制的问题。
“二元……夏王的权力，竟然还要被所谓铸铜族群所牵制吗？！”
朱棣一脸震撼。
经过后世人天幕的洗礼，他大概能够猜到为什么是铸铜族群可以和夏王分庭抗礼：他们手上应该掌握了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而技术本身就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一种代表，也就使得他们成功拥有了某种依仗。
……但是这种依仗竟然能够让他们看起来，好像完全脱离了夏王的统治，甚至能够和外邦私联那么独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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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他们终于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遗产，并融合自己内部各种原有的文化，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新商族。
和夏—二里头文化保守的，并不热衷于对外扩张，哪怕发明了同时代东亚最为领先的青铜技术，却一直将其封闭在作坊厚重的围墙之中，并不将其转化为军事力量，因此统治区域十分有限的作风不同。
商王朝从建立之初，就非常热衷于大规模对外扩张，直到它建国差不多二百年后——这段后世已经可以完成一次王朝更迭的时期，也仅仅只能被我们称之为早商时期——它的统治范围已经超过了夏的十倍以上。
它成功拥有了地跨千里的遥远殖民城邑，甚至拥有了偃师商城和东下冯曾经出现过的，规模庞大到脱离当时人口总量和经济水平，单个建筑的容积就长达20米、宽5米、高3米，而数目夸张到以二百为计的巨型仓储设施。
这样庞大的仓储区只能够在一个具有足够控制力和管理能力的政府的组织下形成，其后将近千年的时光里，直到战国时期的洛阳之前，人们都没有发现足以和它媲美的存在。
这就是早商时期的辉煌，两百年的“昙花一现”：它的存在说明了早商王权的庞大，几乎已经孕育出了一种初步的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气象。】
孔子听得很专注——他是个自嘲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对于古代典籍文献的整理工作一直有在进行着。而后世人通过实物给出的论证，无疑是让他得以将资料与事实进行比较的机会。
他只有在听见那个秦汉的时候停顿沉默了一会。心情复杂着，他的眼神从光幕上移开，遥遥望向西边的方向。
秦，秦。
春秋的乱象，春秋的礼崩乐坏，动乱的浪潮才刚刚开始澎湃，就有人自时光长河的下首无意回身扼住了狭窄的源头，钦定了某种意义上“天命”的选择。
这该让人如何回应呢？这该让人如何思索呢！
——“奋六世之余烈”的含金量，太容易让站在其对立面的人，感到难以企及的绝望了啊。
作为鲁国人的孔丘只能沉默，作为儒家的领袖，他又对法家注定在秦国的昌盛感到诡异的无奈。
毕竟，秦国要是想要避开那惨烈的二世而亡的结局……
他收回自己的视线。
好像到头来，还是离不开儒家、或者说、儒家所代表的仁爱教化的手腕啊。
【直到某位商王——因为这个结论，是全然从考古学证据出发，很少有文献史料的佐证，我们只能这样模糊地称呼他——在位期间，决意发动一场接近宗教改革的运动。
从那一个时刻开始，商朝的墓葬中突然间就缺少了人祭和人牲的存在，王宫区锯制头盖骨的工作场戛然而止，大量即将完工的成品被投入壕沟埋葬。
是，商王朝好像一夜之间皈依了什么不杀人的新宗教，突然就放弃了他们用以维系内部自我认同的残忍的人祭文化，改用了埋葬青铜器的方法。
一些营销号吹嘘的什么帝辛放弃了人祭所以才被批判不注重祭祀被贵族背叛云云的，其实应该是这位我们不知名的商王手上拿着的剧本。
纣王实质上应该和这位商王虽然抵达了同一个被背叛的终点，但手段应该称得上背道而驰——我们等到商周之变的时候再讲。】
“被背叛……？”
虽然对于什么人祭，什么杀不杀人的新宗教都一头雾水，但是还是有熟读史书的文化人试图跟上天幕的节奏，揣度着它大概能够对应上哪一段的历史。
“难道是九世之乱吗？”对于一些饱学之士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太难的题目：“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那这位不知名商王难道不就该是仲丁王吗？还是说后世人对于历史那恐怖的精确要求度，已经高到连这么一个可以对应的事实，都不敢轻易决断了吗！
司马迁都不免有点沉默。
“陛下，应该也不会支持我去进行什么考古工作的吧……”
就算今上在某些方面堪称胆大包天，完全不顾什么世俗的眼光。却也不可能冒着天下人心惶惶的风险，去光明正大支持他干一些，在眼下世人眼中恐怕和盗墓没什么区别的“考古”事业。
而没有那什么考古证据的佐证——哪怕是他司马迁也做不到保证搜集到的史料和真实历史一模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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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激烈的，完全颠覆商人普遍世界观的举措，当然引起了恐怖的反响：内战，并一举把商朝从辉煌的早商时期带入了中商的萧条。
这场动乱后来应该被史书描述为九世之乱，而这位商王也就可能是仲丁或者他的父亲太戊。
以他为代表的改革派朝廷在郑州商城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而坚持人祭传统的反对派则重新建都与之分庭抗礼，直到改革派被彻底消灭。
反对派重新选定的都邑之中，就有我们此前提到的郑州小双桥——盘庚迁都的起始点——对人祭传统保持着狂热的商人，在此进行了报复性的残忍人祭。
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人祭坑和随意抛掷的尸骨：每一座人祭坑里的尸首数目，都起码达到了30人，甚至有一些光是第一层就达到了30人。其中不少人骨之上还保留了屠杀乃至于虐杀的痕迹。】
越往后的朝代，随着后世人的讲述，那种震撼和心惊之感便越发强烈。甚至哪怕是早如春秋时期，孔子的脸色也是带着难堪的铁青的。
无他，春秋虽然尚且保留了部分人殉的风气，然而用人祭祀这样的行径，尽管也有人干出过，可一旦出现，便定会为世人唾弃。
宋襄公命令邾国将俘虏的鄫国国君献祭给“次睢之社”试图震慑东夷，他的兄长司马子鱼直接痛骂他离经叛道，认为在“古代”用牲畜祭祀都是不合理的，而“搞人祭的国君会不得好死”。
鲁国的季平子讨伐莒国的时候，将俘虏献祭给了亳社——那刚刚好还是在孔丘二十岁那年发生的事情，他至今记忆犹新——鲁国的贵族直接诅咒他，悲泣这样的举动完全丧失了周公后代应有的道义。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但哪怕对于春秋而言，使用活人祭祀，都已经不再是个合适的选择了啊！
但商人将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王权和神权高度结合产生的图腾，一种全民上下不分阶层都无比狂热的——
“娱乐”。
【某种意义上十分可怕的是，小双桥的使用时间并没有很久。中商时期持续了百年左右，直到盘庚迁都之后，商朝正式进入了所谓“殷商”的阶段，也就是大众更为熟悉的晚商时期。
但殷都到底在哪，这也是个很讽刺的故事。
讲完早商的辉煌后，我们大概也就可以理解，盘庚将洹北商城规划成一座比早商时期的商城还要宏伟的城池之时，心中的野望。
显而易见的，这位将商朝一手从中商的衰颓中拯救出来，推入我们熟悉的殷商轨道的中兴之主，他心里怀揣着的是一个“让商朝再次伟大”的梦想，想要重建早商的黄金时代。
但洹北商城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很长时间，它很多的城墙段落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完工。一场大火的出现，让它损失惨重。
武丁，我们熟悉的武丁——妇好的丈夫，盘庚的侄子——觉得这座迟迟不能完工的大城实在算不上吉利，废弃了它，在洹河南岸重新营建了宫殿区。
那就是我们熟悉的殷墟。也就是说，盘庚的野望，只存续了短短三代商王，不超过五十年的时间。】
作者有话要说
这个传承序列是这样的：盘庚→（兄终弟及）→小辛→（兄终弟及）→小乙→（父死子继）→武丁。
所以武丁虽然是盘庚的侄子，但是和盘庚之间隔了两个王（他爹和他二伯）感谢在2023-09-0120:19:47~2023-09-0400:57:25期间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营养液的小天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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